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茅于轼:必须保卫市场
http://5yms.com/finance  来源:经济观察网 2008-7-3 9:22:00
    茅于轼(资料图)经济观察报记者马国川发现择优分配原理经济观察报:在你们这一代经济学家中,你的经历比较独特,你是从自然科学转到经济学研究中来的,是“半路出家”。茅于轼:我在大学读书时学的是机械,大学毕业



  茅于轼:但是民主政治并不代表市场经济,尤其不代表完善的市场经济。世界上不乏“民主穷国”,如印度,虽然建立了形式上的民主政治,但市场经济的完善体系远没有建立,原因在于人们的社会地位不平等。民主之所以能够致富,并不在于民主制度本身,而是因为民主制度能够补充和完善市场制度,在资源配置中发挥不可或缺的重要作用。

  经济观察报:市场取向的经济改革是否一定能完成向民主法治社会的过渡?

  茅于轼:这是尚未有定论的问题。从国际经验来看,成功和失败的例子都有,其中的经验教训值得认真研究。如果用一句简单的话来猜测,我认为取决于政权和人民双方如何处理彼此的关系。如果政府对变化采取宽容态度,人民有足够的耐心,这个过程在中国也许能在三四代人之间完成。操之过急只会把事弄糟,民主既要清除任何超越于法律之外的特权,也要建立一套对话解决的规则,在发生矛盾时通过谈判解决。民主的精神实质是在平等基础上的妥协折衷。

  “中国真的是到了一个最有希望的时候”

  经济观察报:自由、人权等话题是很多经济学家不讨论的。你走得似乎太远,有时候甚至跟这个时代有脱节,或者说有些理想主义。

  茅于轼:其实,我就是从最基本的东西出发,我想的问题是最基本的问题。你看,得诺贝尔奖的经济学家阿马托亚·森就讲“自由就是发展,发展就是自由”。我讲的一套东西跟阿马蒂亚·森不谋而合。我是自己归纳出来的。我是过来人,“文革”前反右时我就当“右派”,40多年了,这么长的时间里头我还归纳不出来呀。根据亲自体验,我认识到平等自由是多重要啊。人的历史就是追求平等、自由的历史。经济学家也有不同的情况,有些人不是不懂得道德、人权等问题的重要性,而是不讲为妙。当然,也有一些人根本就没想过经济增长跟人权有什么关系,跟自由有什么关系。

  经济观察报:你如何评价中国改革30年?

  茅于轼:我觉得,改革30年有三个非常伟大的成功。第一,财富的增加。改革之前,全中国没有一个真正意义上的富人。幸亏邓小平同志提出来“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开始改革。如果一个人一觉睡了30年,今天醒过来一看,你都不认为现在还在中国了,你好像到了外国去了。第二,自由的扩大。在改革以前,中国人的自由非常有限。改革以来,国民的自由度越来越多了。第三,对内和对外的开放,中国融入到全世界的大家庭里面,中国变成充分交流的国家。这三方面的变化是30年改革最重要的成就。

  经济观察报:改革有什么不足?

  茅于轼:第一,是人治还是法治的问题。 如果我们的法治跟经济改革一样进步的话,今天大部分的社会问题就不存在了。第二,是舆论监督还需要发挥更大的作用。第三,是地方政府的趋利化。地方政府特别关心自己的利益,有点权就拿来为自己的利益服务。

  经济观察报:回顾中国改革30年,有不同的理论解释,你认为最本质的东西是什么?

  茅于轼:我觉得还是自由的扩大。国际上有一个机构专门研究经济自由和经济绩效的关系,每年都发布,香港好几年都是全世界第一。得出的结论是,人民的自由度高,经济增长就比较顺利,生活水平就比较高。中国改革30年的经验也证明了这一点。为什么自由多经济增长就好?因为商品和人才从一个地方转移到另外一个地方,它的使用和它的效果是不一样的。如果钱不能自由地变成东西,东西不能自由地变成钱,价格就是扭曲的,资源配置就是错误的,人不能尽其才,物不能尽其用。真正的经济学家一定是一个自由主义经济者,赞成控制的经济学家不是真正的经济学家,是冒牌的。一个国家是不是市场经济国家,就看它有没有经济自由。所以,中国改革30年可以归结为自由的不断扩大,平等的不断扩大。自由度的不断扩大,也就是人权的改善。从计划经济的不自由、不平等,变成一个自由、平等的文明国家,我们现在还没走完这条路。改革的方向是什么?在我看,是继续扩大人们的自由和平等,也就是对人权的尊重。

  经济观察报:但是为什么近年来对改革的反思与质疑连续不断?

  茅于轼:随着改革的深入,特别是“帕雷托改进”的机会已经用尽、改革开始损害某部分人的利益时,他们就会对改革的方向和目标提出怀疑。这就是当前我国改革所面临的形势。由于贫富差距扩大,工农大众的收入增加幅度不大,腐败问题没有明显好转,而富豪们挥霍浪费,社会不公明显暴露。这时候许多人对改革的目标感到怀疑:是不是我们走错了路?该不该往回走,过一个比较平均的日子?这时候目标的重要性重新显露。到底是目标错了还是过程中的问题?对主流经济学坚信的人会主张原来的改革方向,并指出问题是法治的松弛;没有法治的市场将是拉美式的、坏的市场经济。

  经济观察报:一些人猛烈抨击市场化改革,认为是市场化改革造成了贫富差距过大。

  茅于轼:贫富差距是市场化道路的必然过程。当然,现在一些差距过头了。这主要是由于非市场因素造就的,把这些问题归结为市场因素是没有道理的。比如贪污腐败、走私、小煤矿环境污染等都是非市场化因素的结果。现在要做的不是去否定市场化改革的道路,而是要保护市场。我们从要走市场经济的道路到最后走上市场经济的道路,改革者经历过许多压力、挨过很多批斗。现在社会上有些人,以强调社会公平为旗帜,打着公平的旗帜反对和否定改革,表面看是站在穷人的立场上说话,得到一些赞同。其实,改革有它自身的规律。不能把改革中出现的问题归结为改革本身,这些是在改革中出现的问题,解决问题的方法只能是把我们的改革继续下去。必须保卫市场。解决贫富差距过大的根本之道在于增强民主和法治。

  经济观察报:你认为中国改革的前景如何?

  茅于轼:那就看改革的动力能不能形成一个推动力量,分化改革的阻力,减少对改革的妨碍。我觉得,政府中间有改革的积极力量,更重要的是民间的改革力量,今后应该更大地发挥各式各样的民间组织的力量。民间的力量发展起来了,政府的一部分权力就可以分化了。还有,只要我们保持改革开放,国际上的大潮流对我们是很大的正面影响,这也是我们改革的动力。

  我最大的心愿就是中国能富起来。我一生受了很多挫折,但是我现在还挺乐观。我感觉现在中国真的是到了一个最有希望的时候了,这是我八十年的观察得出的结论。我们要珍视这样一个难得的复兴机会。中国从1840年就开始追求现代化,花了160年时间,只有最近这30年在真正致力于现代化建设。我相信每一个中国人,只要他心平气和地想一想,他会对今天这个社会感到满意,基本上是满意——当然毛病也很多。用这种心态对待当前社会的各种问题,就好解决多了。目前社会心态好像不太好,这是我比较担心的。现在我们提出建设和谐社会,这跟过去的阶级斗争为纲恰好是针锋相对的,和谐社会就不要搞斗争了,也不要搞专政了,人人都是平等的,大家互相尊重。试想,大多数百姓期望的是什么?简单说就是安居乐业。是什么妨碍了安居乐业?因为社会上有可以欺侮人的特权。所以当前最受欢迎的主张还是人权、民主、法治,还是自由和平等。只要中国改革能够高举民主法治的旗帜,并且身体力行,就能够把中国建设成一个现代化国家,建设成一个真正的世界大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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