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茅于轼(资料图)经济观察报记者马国川发现择优分配原理经济观察报:在你们这一代经济学家中,你的经历比较独特,你是从自然科学转到经济学研究中来的,是“半路出家”。茅于轼:我在大学读书时学的是机械,大学毕业 |
茅于轼:这本书所阐述的当然基本上是西方学者在1970年代以前的理论成果。但是,当时
国内还没有一本这样的书。而且我是从问题出发,是围绕着一系列中国经济问题展开的:为什么一些平均值指标在经济运行实际过程中会导致资源误置?为什么成本定价法会产生弊端?随着生产部门的增加与减少、资源利用的可能性的维数变化,价格应当变化?为什么利率不应定死?什么是真正的“投机倒把”?什么是政策应放宽的?什么是政府应管理控制的等等。这些对现实问题的思考,吸引了当时关心现实的人们尤其是年轻人的注意。
“价格万岁”
经济观察报:1984年,你从铁道部科学研究院调到了中国社会科学院,也就有了更多的时间去思考经济问题。
茅于轼:因为我的兴趣越来越偏向经济学理论,在铁道研究院总感觉格格不入,于是调入中国社会科学院。当时我感兴趣的就是中国的经济改革。我主要针对微观层次的价格调整,从事应用择优分配原理的政策设计。
经济观察报:在上世纪80年代中期,中国改革的一个焦点是价格改革。
茅于轼:我们生活在地心引力里,谁也不觉得它的存在,但地心引力不但存在而且很重要,就像我们生活在价格里并习惯价格,也就感觉不到价格重要。我将“价格”称为经济
生活中的地心引力:经济的运行,依赖于正确的价格信号,没有它,经济世界就会陷入混乱和灾难。正确的价格信号如何产生?来源于不同利益主体的讨价还价。施行全面公有制,抹煞了不同利益主体之间的界限,无法产生正确的价格信号,结果就是经济崩溃、人民贫困。
经济观察报:你用简单的语言说明了公有制经济试验必然失败的原因。
茅于轼:微观经济学的核心是价格理论。我提出的择优分配原理从理论上很直接地解决了价格能够最优分配资源的道理。我不止一次地宣扬“价格万岁”,那是说,除非人类无穷欲望与有限自然资源之间的矛盾得以消除,否则“价格”将永远存在,并充当社会发展道路中最重要的指示器。自然资源的利用,唯有遵循价格信号反映出轻重缓急;科学技术的发明,也要依照价格信号决定发展方向;甚至整个社会的制度演进,也必须受制于价格所判别的效率原则。价格,代表着个人自由、自发秩序和市场制度。
经济观察报:价格能够最优分配资源,但是正确的价格如何产生?
茅于轼:无非两个途径,一个是计划经济体制下由“圣明”的中央制订,一个是市场经济体制下由市场自己决定。这问题的答案又指向了经济学上另一个最重大的问题:计划经济与市场经济的取舍。近代社会以来,这个问题影响到千百万人的生死,影响到世界组织版图的划分,甚至影响了人类历史的走向。其实,“圣明”的中央制订的价格并不“圣明”,反而造成价格的极大混乱。因为即使中央都是精英人士,也不可能掌握无数商品的真实价格,所以只能根据主观意志任意规定。在计划经济建立初期,决策者可以沿袭以往的市场价格,较为合理地施行项目建设,这就有了中国50年代的工业化成就。但随着时间的推移,经济中资源的相对稀缺程度必然发生变化,价格系统由此出现错乱,生产行为和交易活动也跟着错乱,该进口的东西反而在出口,多余的产品还在增产,有限的资金投入到了产生不出效益的项目上。最后,经济效益不断恶化,人
民生活日益贫困,最后造成社会体制的崩溃。
经济观察报:也就是说,计划经济体制下不可能产生一个能真正标志资源稀缺性的正确的价格系统。
茅于轼:世界上不存在能够做经济计划的聪明人。一个正确的价格系统是在公平竞争的环境下,由众多的生产者和消费者通过讨价还价形成的。但是在计划经济社会里,决策者希望消除社会内部的利益对立,这就消灭了价格产生的土壤。由于价格在人类生产和消费中的重要作用,失去它就意味着社会资源的浪费。所以,从价格理论出发,也可以证明,乌托邦是不可能存在的。如果人类社会希望继续存在和不断发展,就不能没有价格系统。为了有效解决稀缺资源的合理配置,我们必须维持市场制度,并尊重价格所代表的生产者和消费者的个人利益和自由权利。这就是“价格万岁”的深层含义。
经济观察报:在80年代,认识到计划经济不可行的人并不多。
茅于轼:关于价格改革的争论是当时的中心议题。一些经济学家在呼吁推进价格改革,把改革的目标锁定在市场经济上。我的想法是,价格改不动,一切都无从谈起,必须想办法突破这个僵局。张维迎有关双轨制价格改革的文章是我带到国务院技术经济研究中心主办的内部刊物上发表的。双轨制是能够突破障碍的一个可行方案。我们原来的计划价格是一片混乱,后来通过价格双轨制、逐渐地开放才理顺。大家有选择的自由,政府对价格的干预越来越少,通过开放,价格逐渐调整到了均衡价格。
经济观察报:价格改革从根本上动摇了计划经济体制。而要不要放弃计划经济接受市场经济,是中国改革中最重要的一次冲突。
茅于轼:在冲突的过程中,现代经济学慢慢地在中国站稳了脚跟,它的主要贡献是确立了改革的目标,承认分散决策和自利行为,在市场规则被遵照的条件下,能够导致资源的最优配置。然而目标的确立并不等于目标能够实现。如何从计划经济的现状转变为市场经济完全是另外一个问题。这是一个动态问题,而且没有任何理论可以指导,只能“摸着石头过河”。上世纪80年代后期,市场化的改革方向大致已经确定,价格改革的方向也放弃了成本定价,接受了市场交换价格的概念。当时更多的问题是实施。我们的办法是价格双轨制。我们现在有许多价格不均衡,它造成了我们整个价格系统还有相当程度的混乱,也就是说我们现在资源配置效率还不够高。另外,当时并没有懂得这是一个“帕雷托改进”,更没有想到将来如何并轨,以及并轨中可能发生的官倒和贪污腐化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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